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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幕里的中國》:1997年 雨季中洞見花季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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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今年十六歲,和這座城市同齡。”能在開篇便如此深情地道出旁白的女孩兒謝欣然很幸運,因為在1997年,她不僅僅是從小說、電影《花季·雨季》中走出的翩然少女,更是與深圳特區一同成長的城市主人公。

  開欄語: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12月5日起,新華網吉林頻道與中國長春電影節官方網站聯合刊發由吉林出版集團出版的《銀幕里的中國——40周年,電影中的改革開放故事》一書中的文章,從電影的角度回望歷史,從歷史的角度重述電影,在藝術與現實的交相輝映中,重溫銀幕經典,展示生活變遷,致敬偉大時代。

  “我今年十六歲,和這座城市同齡。”能在開篇便如此深情地道出旁白的女孩兒謝欣然很幸運,因為在1997年,她不僅僅是從小說、電影《花季·雨季》中走出的翩然少女,更是與深圳特區一同成長的城市主人公。

  時間的指針倒轉回1997年,如果說,比爾·克林頓連任美國總統,尚屬距離中國民眾遙遠的國際事件,那么親歷香港回歸、長江三峽大江截流成功等象征著中國愈發強大與昌盛的一幕幕,則可謂驚天動地的1997大事記。當然,這一年也并不都是明麗的色彩,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那一年辭世。老人安詳地走了,但是他在南海邊畫的“圈”卻在白駒過隙間不斷地創造、演繹著傳奇的光影。

  《花季·雨季》DVD封面

  1997年,一部名為《花季·雨季》的電影劃破長空,打破了沉寂許久的中國電影市場。影片開端便初見迥異于此前所有作品的端倪。在艷麗的晨輝中,鏡頭掃過深圳的摩天高樓,也帶到車水馬龍的繁忙景象,這時本文開篇提到的謝欣然,道出一句“我今年十六歲,和這座城市同齡”的旁白。花季與雨季看似矛盾,其實恰恰折射出一座高速發展的特區城市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這也成了《花季·雨季》區別于以往中學生題材影片的特立獨行之處——在深圳的一所重點高中里,以高中生謝欣然為代表的特區少年,對所處環境的感悟、參與,沖突、融合,以“劉夏家庭危機”“功敗垂成競賽場”“漫畫風波”“評選‘特優生’”等膠片語言,描繪出了彌漫著濃郁特區時代氛圍下的學生群像,實謂寶貴!

  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權交接典禮上,中國國旗升旗儀式的現場 王苗/CTPphoto/視覺中國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別名鵬城的深圳,儼然中國改革開放之窗,地處廣東省南部,珠江三角洲東岸,與香港一水之隔……頗具意味的是,深圳的面積是1997平方公里,而中國政府是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伴隨香港回歸,毗鄰香港的深圳,即便是小小年紀的謝欣然們,也不得不面對商品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城市的高速發展、生活的快節奏,使得求學、落戶、打工和發展等種種考驗過早地進入孩子們的視野和他們周遭的生活,這也成了催生當年十六歲的少年作家郁秀揮筆寫就長篇小說《花季·雨季》的緣由。

  沒錯,郁秀寫的就是自己身邊活生生的生活,她筆下謝欣然一家想方設法落戶深圳的境況,正是20世紀90年代許多涌向深圳的人的真實寫照。能否在深圳立足,能否在這個時代最前沿城市獲得發展的良機,一個戶口簿可謂牽動著人們人生“劇情”的走向。

  今時今日,深圳全新出臺戶籍遷入政策,以確保為“深圳速度”再助推一把“加速度”,吸引更多有志之才。這樣開放包容的深圳,又怎能不讓世界刮目相看?今天,深圳港貨物吞吐量超越了香港和廣州;在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以及直轄市、省會城市中,深圳人均購書數量連續多年位居第一;1979年深圳GDP是2億元,中國最高的城市上海是286億元,深圳是上海的1/143。2017年,上海GDP總量仍是中國第一,深圳卻已追到上海的八成以上。

  由此說來,不是“70后”和“80后”兩代人無法忘懷《花季·雨季》,而是1997年上映的這部作品,緊跟時代步伐,映射時代之變。而提及電影,就不能忽略一個人,她就是當年創造《花季·雨季》再版20余次、印數超過500萬冊這一龐大數字的作家郁秀。1974年出生的郁秀,于1984年隨父母工作調動移居深圳,1993年高中畢業后就讀深圳大學與美國西雅圖艾德蒙學院聯辦的學位課程,于1995年赴美念商學。換句話說,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花季·雨季》極盛之時,郁秀均未親睹。但是,當年的報刊卻記錄下那時的一時無兩。《北京晚報》有一則消息,當《花季·雨季》在《深圳特區報》連載時,學生們用它代替了每天必讀的“股市專欄”,并認真做剪報。后來,當《特區文學》再次選載該文時,雜志一時間“洛陽紙貴”。

  可以說,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花季·雨季》的橫空出世,使文藝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出版集團驀然發現,原來少年文藝市場可以如此之巨大。這就難怪在郁秀之后,少年寫作掀起一股風潮,其中以多家高校與萌芽雜志社共同推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賽為盛。這場賽事以一種新型方式挖掘、培養出一大批少年寫手,比如1999年正在就讀高一的韓寒。當年,韓寒以《杯中窺人》一文獲得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同樣是少年寫手,同樣才思飛揚,如果硬要再找出些韓寒與郁秀之間的相同、相通之處,恐怕就要數他倆的嚴重偏科了。郁秀說,她從來只會在成績榜的末尾找尋自己的名字,而韓寒則因期末考試七科不及格而留級……在人們尚不清楚素質教育為何物的彼年,郁秀、韓寒這樣懷揣文學夢的少年,在靠文字抒發自我、成就自我之前,該是接收過多少人的嘆息與扼腕呢!

  郁秀之后,“青少年作家協會”“中國少年寫作班”等散兵游勇式的少年寫作隊伍,開始向規范化、系統化訓練轉變。韓寒等一大批在“新概念”下羽翼豐滿的年輕一代,獲得文學與商業的雙重豐收,這不失為推進青少年文學創作進程的一份助力。

  郁秀說自己是讀《紅樓夢》長大的,那時她的雙胞胎姐姐手不停筆地畫金陵十二釵,而她則潛下心來給書中的人物編排關系表,直到將榮寧兩府幾百號人物盤根錯節的關系全部厘清。第一本小說便敢于駕馭校園中的10余個人物,相信《紅樓夢》功不可沒。這段有趣的“插曲”,如若放在當下中小學校園提倡閱讀經典的大背景里,也是合乎邏輯的。

  十六歲寫十六歲的“自畫青春”,自有它的純情與可貴,然而,除此之外,電影同樣應該具有沉思的美學品質。當一部作品激發了少年與成人兩代人的深刻思考,便成功調動了其沉思特性。改革開放近20年間,很多舊貌換新顏,誰說雨季中的謝欣然們就不能綻放嫣然花季呢!(畢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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